王赫：中国内需不足的深层因素——榨取型制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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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不振，中共官媒呼吁用养老、教育和医疗拉动内需，被学者批评为本末倒置。

【2024年11月05日讯】中共2024年GDP增速目标为5%；但据官方数据，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5.3%、4.7%、4.6%。当局坐不住了，9月起政策转向，各部委轮流出台刺激措施；不过，能否有效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从数据看，中国经济的核心点，在于内需不足。居民消费支出增速走弱，使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累计同比增速的拉动（2.4个百分点），较上半年回落0.6个百分点。

其实，内需不足已经多少年了，是个“老大难”。为什么内需不足呢？笔者曾在“中共为何不能提振消费？”一文中指出三点：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太低；居民部门杠杆率剧增（负债太多）；再一个是中国贫富差距太大，绝大多数都是穷人。而为什么中国贫富差距太大呢（世界最高之列）？有其制度上的原因。这讨论起来，牵涉面太广，本文主要介绍几项研究，供大家参考。

其一，中共建政之初，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即从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制，变成了等级森严、差距极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

当今中国贫富差距扩大、收入分配不公，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吗？大陆知名现代史学者杨奎松“想要弄个水落石出”，进行专题研究，于2011年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论文“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——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”。

据其研究：中共进城后，1950年4月出台《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（草案）》，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.33倍。1956年国务院再度颁布新的工资标准，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减少为28倍。但连同这次调整，又在每一行政级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；算下来，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旧达到了36.4倍。

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，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，其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，最高一级的收入仅为最低一级收入的14.5倍。在资本主义各国中，除极少数国家，一般如英、法、德等国的公务员，包括行政长官在内，最高最低工资差，均在8～10倍上下。也就是说，中共建国后所推行的工资标准，其收入差距远超国民党政府和西方国家。

而且，中共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，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，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（包括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），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。并且，所有针对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，不仅没有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，而且一旦取得，便终生享受，到死为止。并延续至今。

因此，今天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，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，而有制度上的根源。

其二，《新阶级》：“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，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。其它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。”

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、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，会建立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？而且，所有共产政权都如此？

一度是前南斯拉夫副总统、铁托的接班人德热拉斯（1911—1995），最早站出来破解这个迷。德热拉斯与铁托在政见上产生分歧，结果被铁托弄进监狱，还好最终捡了一条命。1956年，他入狱前在西方出版《新阶级》（“The New Class——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”）一书。该书指出：

当革命胜利后，虽然消灭了旧的统治阶级，但党最终会蜕变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。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。它的贪婪不能满足。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，也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，往往比原有的统治阶层更加邪恶、更加残暴。“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，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”。新阶级将留下“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”。

解体苏联的关键人物之一、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如下名言可以说是《新阶级》的精彩脚注：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有专门的医院、专门的疗养院、堪比皇宫的办公楼、漂亮的餐厅、特制的盛宴，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……当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，则可以享受人世间的一切——于是，你就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。

其三，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2年前的预言：榨取型制度不会持久

德热拉斯的“新阶级”，是政治理论，关涉国家制度。在经济学上，如何深入研究呢？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，进行了一定探索。诺评奖委员会指出，三位学者的研究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，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法治薄弱、制度化剥削民众的社会无法带来经济增长或改善。

2024获奖者中的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，2012年合作出版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，曾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。该书把制度分为两大类型，一是包容性制度（inclusive institutions，或译广纳型制度），一是榨取型制度（extractive institutions）。包容性制度的要点是政治权力多元分配，法律和秩序得以确立，保护产权，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，鼓励对知识、对技术的投资，能够吸引、包容所有的人来参与和共享经济的发展。与之相反的“榨取型制度”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被少数人垄断，私人产权难获保障，民间不愿储蓄，也没动力生产、投资及创新，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持续。

根据上述理论框架，我们可以发现：（一）中共窃国后，建立的是一整套榨取型制度，在经济上核心是所谓“公有制”和“计划经济”，实质上是党政官员阶层控制了国家资源和经济命脉，官民对立和官员内部差距制度化、长期化，由此必然产生贫富悬殊。

（二）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，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有一根本变化，从榨取型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；但高度集权、榨取型的政治制度没有相应转变，这不仅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，而且主导榨取型制度的少数人能够获得庞大利益，权力被各方觊觎，大家明争暗斗，政局波谲云诡，最终必然破局。

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12年前预言：如果当局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，“中国的增长也可能会结束（Nevertheless,Chinese growth is also likely to come to an end）”。而这正是12年后的现实。

结语

以今日中国的现实，对比以上三项研究，再对比中国这几十年的历程，我们不难推断：中共的官员阶层，主导着中国的榨取型制度，由此必然导致贫富悬殊；贫富悬殊制约着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意愿，自然内需不足，无法有效支撑经济增长。不打破中共的制度——榨取型制度，中国经济就没有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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