才大心细：也说李鸿章
李鸿章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为“少年科第，壮年戎马，中年封疆，晚年洋务”。这其实就总结了李鸿章一生的功名勋业。
清廷对李鸿章盖棺定论，谥号“文忠”，这个规格可以说相当高了，虽然低了恩师曾国藩的“文正”一格，但“文正”那是顶级谥号。李鸿章泉下有知，应该是非常满意的，毕竟自己一生功名事业，都是由恩师提携而来，自然是不敢僭越，而且“文忠”还高过了老对头左宗棠的“文襄”一格，岂不快哉？
最有资格评价李鸿章的人应属曾国藩，曾国藩是李鸿章科举的老师，李鸿章的少年科第，中进士点翰林得益于曾国藩的教导；曾国藩又是李鸿章在湘军中的上司，李鸿章壮年戎马，组建淮军，驻军上海得益于曾国藩的提携扶持；曾国藩总督两江，李鸿章中年封疆，是曾国藩保举才成为江苏巡抚；李鸿章晚年洋务外交，也得益于曾国藩的指点。
曾国藩夸李鸿章“才大心细”，恰如其分，非常中肯。李鸿章在湘军幕中，奏折文牍连老师曾国藩都不得不佩服。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，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，并八百里加急令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霆字营即刻北上勤王，曾国藩接旨后不想派鲍超营前去，因为这一去，肯定有去无回，朝廷定会把鲍超留在京师，而湘军则损失了一支劲旅。但曾国藩又不能不派，君父有难，做臣子的必当召之即去，岂可犹豫推诿？还是李鸿章聪明，他判断洋人并无追杀咸丰皇帝的意思，而且恭王在京与洋人交涉，不日就应该达成和议，根本就无需湘军北上勤王。但曾国藩一定要向朝廷表示容许半个月整顿人马，然后赶赴京师。这半月期间，在京的恭王应该把和洋人的议和办得妥妥帖帖，也就不会再要求鲍超北上勤王了。曾国藩听后如拨云见日，赞叹李鸿章见识果然高人一筹，格局之大，用心之细，超过自己。
李鸿章在驻军上海期间，和洋人合作，组织洋枪队，大败太平军，对洋人的武器装备和行事风格有了深入的了解，为后来洋务和外交打下了基础。李鸿章也因此提出了大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强敌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可谓高屋建瓴。
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后，曾国藩功高震主，让朝廷难安，于是曾国藩主动自剪羽翼，裁撤湘军，但太平军余部尚在，捻军尚在，国家不能没有强大的武备。慈禧太后就重用了李鸿章。同光中兴，起始于曾，光大于李。平捻后，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，兴办洋务，大清的确有了中兴气象。
李鸿章见事之明，从甲午海战和庚子事变可以看出。甲午中日海战，李鸿章不主张开战，北洋水师打不过日本舰队，李鸿章心中有数，但光绪帝年轻气盛，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。
庚子事变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慈禧光绪两宫“西狩”，李鸿章组织多省督府东南互保，为大清保留了元气。临死前奉旨赴京签下了著名的卖国条约《辛丑条约》，替朝廷背锅受过，成为了大清最后的裱糊匠。
梁启超评价李鸿章道：
“吾敬李鸿章之才，吾惜李鸿章之识，吾悲李鸿章之遇。”他认为李鸿章是“时势所造之英雄，而非造时势之英雄”。而李鸿章则认为“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”，人不能超越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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